摘要

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地缘政治博弈增加国际交流合作变数和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等严峻挑战，而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历史发展趋势、全球性问题治理需求上升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又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推行责任驱动的全球发展战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遵循世界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和“美美与共”的文化立场，通过推进人、制度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全球化转型，在谋求全球公共福祉的过程中实现大学的全球发展。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发展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治理

面向全球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促进大学国际化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战略。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2017年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均旨在通过“大力推进高水平实质性国际合作交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更是作了全面部署，强调通过“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举措，“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这对大学全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和中国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时代背景下，“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国之重器，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深度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积极实施全球发展战略。然而，当前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已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变量。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大学要不要实施全球发展战略；大学应该秉持何种价值理念实施全球发展战略；大学如何具体推进全球发展战略。文章将分析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宝贵机遇，在坚定实施全球发展战略信念的同时，明确战略实施应当秉持的价值立场，探索全球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以期为促进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01“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和中国都走到了新的发展关键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国间力量对比变化导致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同时，国际多边体系失调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风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稳步提升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压力。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必须放在世界百年变局的视角中进行考察。一方面，教育大变局与世界大变局相伴而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教育格局和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高等教育成为重塑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不可忽视的变量。另一方面，教育领域的竞争和合作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科技竞争以及全球秩序变化密切相连，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演变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既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也蕴含着宝贵的发展机遇。

（一）“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逆全球化浪潮冲击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推动者。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社会组织、院校机构为适应全球化趋势而开展的项目或战略。逆全球化则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逻辑和价值主张相抵牾。2016年由发达国家掀起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在政治层面，欧美地区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导致英国脱离欧盟、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国际协议与组织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在经济层面，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达国家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贸易、投资、金融等限制措施，极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逆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仇外心理以及种族歧视等言论和行为破坏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不利于国家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甚至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受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风险相应增加，全球学术流动意愿降低，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受到逆全球化浪潮的较严重冲击。

2.地缘政治博弈增加国际交流合作变数。近年来，大国间的矛盾增多和对抗升级使大国博弈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题。以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极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秩序将会再次退回到以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题的冷战状态，冷战思维逐渐成为部分国家学者乃至政客的主流理念。自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逐渐成为美国两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共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不可阻挡的人民意志，美国却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对其世界霸权地位与核心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从贸易、科技、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实施遏制打压策略，通过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入境、封锁技术和文化交流通道、破坏学术流动与合作等方式压制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使我国高校与西方大学的交流合作面临重重困难，“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举步维艰。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必然性，大国博弈加剧对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影响也必将是长期和深远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的外交战略使我国大学全球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民粹主义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心理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的集体焦虑与不安全感，由其催生的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等情绪被部分政客利用，不仅导致西方国内政治极化，而且爆发出影响世界政治的巨大能量。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流动的严重破坏，更是加速了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造成了深远影响。全球化智库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率从2019年的6.7%下降为2021年的0.2%，中国2021年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相较2019年下降了3.6%。从留学中国的国际学生数量变化情况来看，根据教育部官网的历年教育统计数据，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招收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数量大幅下跌，尽管2022年回升至11.41万人，但仍然低于2015年（12.49万人）。国际学生流动受到冲击，不仅是因为新冠疫情在物理空间上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部分国家或利益团体有意识地将新冠疫情当作鼓吹民粹主义思潮和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的政治工具的结果。有些国家利用新冠疫情展开对华舆论攻势，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影响了中外学生流动与交流。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不仅侵蚀了开放与包容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还通过歧视性乃至攻击性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损害了国际互信，加深了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误解与隔阂，给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带来长期不利影响。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面临宝贵机遇

1.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但并不预示着全球化的终结。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全球化进程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股力量虽一直相互博弈，但全球化始终是大势所趋。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的观察，世界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便朝向缩小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力量已经从国家、组织逐渐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剖析了全球化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并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和无人能够逃脱的必然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世界范围内时空的不断延伸和“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的微小决定也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科技创新是当前全球化加速的引擎，驱动着世界变得更平、更快、更智能。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大学，尤其是演变为交互大学形态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促进人员、知识、信息的全球流动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大有可为。

2.全球治理要求大学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内生复杂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征的复杂系统，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资源短缺、经济不平等、国际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相互耦合、彼此关联，全球化和现代化推动世界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却收效甚微，人类面临全球治理失灵和治理赤字不断积累的挑战。大学作为世界上存在时间最久的组织之一，凝聚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始终致力于满足“人们的永恒需要”，在推进全球集体行动以有效治理全球性问题、维护和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方面被寄予厚望。正如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大学的盛赞：“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自联合国2015年发布《变革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确保包容和公平的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成为第四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教育也被视为实现其他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此，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在服务全球治理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与使命担当。

3.中国和平发展提供新的交流平台。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汇的关键时期，中国大学实施全球发展战略面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涌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坚定站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上，成为倡导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和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平等的方向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提出了殷切希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通过“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提升高等教育海外办学能力”“积极参与开放科学国际合作”“深化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合作”“实施中国教育品牌培育计划”等举措，“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中国高校也积极响应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感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充分发挥知识外交功能，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和睦关系与良性互动，为促进国际理解与国际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但中国大学在全球发展方面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仍显不足、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以联合国职员数量为例，中国2023年在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人员数量为1 647人，占比仅为1.2%，排在第22位，属于人员构成代表名额不足的国家。从部分维度上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中国大学，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积极把握民族复兴带来的战略发展机遇，以天下为己任，为服务世界人才中心和科技高地建设、有效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02“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的价值立场

逆全球化等诸多挑战不能阻挡中国大学全球发展的脚步，坚定实施全球发展战略，抓住各种发展机遇，积极开拓发展空间，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必然战略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实施全球发展战略意味着要进一步拓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既包括立足中国如何看待世界问题，也包括世界目光如何看待中国问题。在中国全面崛起和世界局势变动不安的当下，“双一流”建设高校需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直面和思考“古今中西”这个时代中心问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热烈讨论，正反映了其中的学术面向问题，而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则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层面切中该问题的核心。这就需要解决大学在全球发展战略中应当秉持何种价值立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明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全球发展战略是由责任驱动，积极承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学使命；二是明确“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理念是面向全球社会福祉，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三是明确“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跨国交往中的文化立场，以平等、开放、彼此欣赏的文化态度与其他行动者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一）责任驱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望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征程，“双一流”建设高校肩负着民族赋予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其发展目标是在建成若干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的理解影响着大学将会确立怎样的使命愿景与战略目标。人们普遍将世界一流大学视为致力于创造和传播一系列学科和领域知识、提供各级精英教育、满足国家需求和促进国际公共利益的学术机构。对此，人们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基于大学市场竞争的视角，将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视作国家和大学参与全球高等教育地位竞争的游戏，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在排他性的竞争中取得更大成功。另一种是基于大学社会责任的视角，将世界一流大学视为给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机构。大学之所以追求卓越，是为了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公共利益，大学社会声誉的基础不仅在于卓越的学术实力，更在于通过知识活动为社会作出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杰出的社会贡献是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强调公共利益和大学责任的今天，社会服务与贡献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标准和“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体系中占有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大学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绝不能满足于在国家或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抢占资源、声誉、地位，而要站在更高的战略格局上，勇于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需求与时代发展进程、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面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确立大学发展的高远目标和宏伟愿景。

从“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者”而非“排他性竞争的胜利者”的角色理解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双一流”建设应该是责任驱动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驱动，这就涉及大学服务社会的范围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大学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上每一所大学都带有深刻的民族国家烙印。大学的社会责任首先体现在服务本民族、本地区上，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心怀“国之大者”，积极承担服务民族国家的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但如果将心怀“国之大者”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服务于本国需求，就会忽视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界性，也没有认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要面向民族国家，还要服务人类社会。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声誉和地位正是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过程中赢得的。面向全球利益相关者作出服务全球社会的战略承诺，是大学组织文化建设和形象宣传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走向世界舞台，必然要求中国大学在服务本民族文化繁荣与国家昌盛的同时，承担起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是中国的大学，也是全人类的大学，中国大学要从关怀人类命运和世界未来的高度出发，以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气魄确立自己的使命愿景与发展目标。事实上，在“人类世”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是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和美国生物学家尤金·斯特默（Eugene F. Stoermer）于2000年提出的一个地质学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地球进入了一个由人类活动主导的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学力量正在使地球发生加速、深刻且不可逆转的变化，可能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灾难性后果。，全人类客观上无疑已经结成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人类必须以全球思维反思与世界的关系，考察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全球集体行动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以育人和科研为核心职能的高等教育显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因此，心怀“国之大者”意味着“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最高使命，通过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为解决全人类的“卡脖子”问题、创建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发展理念：世界主义与全球公共利益

大学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使命，意味着在全球发展理念上应当遵循世界主义取向。世界主义取向认为大学应当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最高价值，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公民，大学一切活动都应围绕增进人类福祉而展开。世界主义并不排斥国家利益，而是要求大学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理念，站在关怀人类命运的高度设定更远大的理想抱负与公共职能。但在国际局势变动的背景下，大学容易从世界主义取向退缩为国家主义取向。国家主义有其合理性，强调国家主权，主张高等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应当遵循国家利益原则。但我们也要警惕极端国家主义，即通过全球霸权不择手段地获取本国利益而不顾人类共同福祉。

从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来看，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内核和逻辑起点，精研高深知识、促进学术繁荣是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言，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大学因知识的普遍性和共享性而天然具备世界主义取向，前者意味着知识没有国界，后者意味着知识的全球传播。大学从诞生开始就是国际性的机构，师生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往来于各国讲课和求学，使用拉丁语作为统一语言，传授和学习的知识也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国家主义学说逐渐兴起。17世纪后高等教育的“国家性”逐渐加强，大学专注于本国的优先事项，民族国家语言取代了统一的拉丁语，师生国际流动也受到国家限制，国家主义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学在社会实践中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实际“功用”，成为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服务站”和“动力站”。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说：“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来自民族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以及大学与民族国家利益的深度绑定，可能给大学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极端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大学被异化为军国主义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革新，高等教育被卷入新兴的全球化进程，但国家主义仍然是大学身份定位的重要坐标。在“赢者通吃”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场逻辑背后，追求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优势的政府是推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另一只手，强调绩效、问责、竞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由政府主导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计划，都反映了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

然而，高等教育的国家性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世界性为代价。大学因知识和学术的普遍主义倾向而始终发挥着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功能。大学作为沟通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与纽带，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跨越国家边界开展知识活动是其基本信念和本质特征。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又一波世界主义思潮。在传播世界主义理想以维护全球公共利益方面，大学被寄予厚望。全球公民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是世界主义取向的典型代表，其核心主张便是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并愿意为全球和人类的发展而积极行动的负责任的公民。

就当前世界而言，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有学者将国家主义视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但纵观高等教育全球化面临的重重挑战，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极端国家主义是影响全球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因素，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信任缺乏和利益冲突限制了大学的跨国合作与全球发展。有学者指出，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层次冲突就体现为学术动因影响下高等教育学术国际化与政治动因影响下国际化目的国家化之间的矛盾\[22\]。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固然难以摆脱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但也不应拒绝承担服务全球社会的公共责任。全球治理失灵和国际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根源正在于大学在主张国家利益的同时，未能深切观照全球共同利益。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论述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时指出：“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立场，将大学简单地视为民族国家竞争的工具，不仅违背了高等教育普遍主义的本质属性，有损知识创新和学术发展，也可能导致大学与国家走向封闭道路，最终损害国家、人民以及全人类的发展利益。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呈现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特点，必须在更大范围的背景下考虑高等教育的作用、地位及其国际化问题。在逆全球化浪潮涌动和世界不确定风险增加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申大学的世界主义取向。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紧迫现实需求使得世界主义不再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遵从学术逻辑和关切人类命运的世界主义取向必将获得全球越来越多大学的认同与践行。

（三）文化立场：“美美与共”与国际交流合作

大学全球发展战略的文化立场贯穿战略行动的始终。正确看待“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对各民族文化持尊重、平等、包容的态度，既能欣赏“他者”文化的独特价值，又能坚持“自我”文化的主体性，是顺利开展跨国交往与国际合作的关键。费孝通始终关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主体性何以可能”问题，在晚年探索出了“文化自觉”的答案并将其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这正是大学在实施全球发展战略过程中应当持有的文化立场。费孝通提醒我们，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地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然而，对实现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两种错误理解，将妨害大学全球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一种误解是认为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即可实现文化主体性。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曾指出，人类普遍存在一种以自己的群体为中心，根据自己群体的情况来对所有其他群体进行判断或评价的倾向。这种信念在强化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流露出对其他民族的轻视与排斥心理，容易产生将本民族的文化视为优于其他民族的高等文化，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为准绳来评判甚至改造其他文化的立场。文化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能够激发强烈的文化自信，但却是跨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会对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与全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真正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觉要求从文化“共在”与和而不同的境界上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强调各文化之间的平等、尊重和相互欣赏。

但若因此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则是对文化自觉的另外一种误解。博厄斯（Franz Boas）最早系统论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他从历史特殊论的视角出发，强调每种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间的差异性，要求“从建立于自身文化之上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反对在不同文化之间作价值比较。文化相对主义能在“各美其美”之外做到“美人之美”，但仍不算是真正实现了文化主体性，反而可能引导大学走向价值虚无的全球化。文化相对主义在突出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同时，也容易忽视人类价值体系中追求真善美的文化共性。这种文化立场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的民族陷入孤芳自赏、故步自封的处境，共同价值的缺失也将使人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文化相对主义还可能与民粹主义合流，以提振民族文化或保持文化纯洁性为由盲目排外，走向作为其对立面的文化中心主义。

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关怀人类整体命运和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基础上。费孝通文化立场十六字箴言的着力点就在于“美美与共”，强调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点，通过各文化之间的平等合作与交流互鉴，实现全人类的文化发展。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主体间性的层面上探讨文化主体性问题。文化自觉是在建构“我们”共同的文化生活与意义世界的过程中树立“自我”文化的主体性，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中，成就他者和自我，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觉并不只是中国的时代命题，以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推动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全世界共同的时代命题，也是大学在全球化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大学在实施全球发展战略过程中，既要破除文化中心主义的桎梏，也必须避免走入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虚无误区，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只有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在原有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基础上开展积极、建设性的国际对话，促成多方达成共识，携手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大学引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秉持“美美与共”的文化立场，遵循交往理性和关系理性的双重原则。前者意味着“使人走到一起但又不失去他们之间的差异，使他们联合起来但又不将他们一体化，在彼此陌生的人中寻找共同性但又不使他者失去自己的他性”。后者则要求将避免冲突的原则置于己方利益之上，在相互尊重和彼此体谅的基础上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学使命。

当前中国大学全球化从跟跑阶段发展到并跑阶段，在进入世界的过程中呈现为一种新的姿态，既不是通过模仿或迎合西方标准将中国大学改造成其他国家的样子，也不是通过迎合世界“想象”中的中国的样子，作为展品或“例外”进入世界，更不是凌驾于其他国家大学之上，强制推行全球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则。中国大学实施全球发展战略，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以担当责任为发展动力，以谋求共同利益为愿景目标，以平等、尊重为交往基础，通过克服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负面性和避免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表达，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从唯我论的主体性范式向交互性的主体间性范式转型。作为最保守又最能促进变革的机构，越是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大学越应该肩负起为人类寻求确定性的重大使命。大学应当率先垂范，打破零和博弈理念与冷战思维的桎梏，以包容开放的学术对话和平等理性的思想交流弥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鸿沟，通过跨文化交流和严肃的哲学思考来求同存异，为天地立心，在“止于至善”的不懈追求中探求人类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可能，在开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局面的同时，引领全人类迈向“共同的善”。

03“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全球发展战略价值立场，要求大学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勇于自我革新，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服务者、维护者和提供者，以合作、信任、责任取代竞争、等级、区隔，遵循交往理性和关系理性，与全球学术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大学全球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从世界顶尖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路径看，大学主要是通过推进人、制度和技术的全球化转型，实现大学全球发展。

（一）人的全球化：提升师生全球胜任力

全球发展战略要求大学超出国家和区域的地理范围，在全球尺度上确立、谋划和评估自身的角色、地位与影响。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高等教育的地理认知尺度由物质结构、行为主体的想象和解释以及行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三个要素构成，其中行为主体对高等教育的想象和解释可以影响其社会实践，进而改变网络、权力和等级关系等物质结构，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的演变与发展。大学全球发展战略的目标愿景与价值立场，既是大学对自己角色意象的解释与想象，也是在试图通过话语和行动塑造全球社会对自己角色意象的理解与认同。学校师生是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行动者，也是大学使命与价值立场的阐释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大学全球发展战略中全球性的发展理念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使命愿景需要取得全校师生的理解与认同，并在促成师生身份认同、意义建构和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形成与大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组织文化，为大学全球发展战略实施奠定人与文化的基础。

在致力于全球发展与国际合作的机构中，大学师生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不仅包括语言能力、科研能力，还需要具备全球意识、开放包容的态度与跨文化能力。一言以蔽之，大学师生需要具备全球胜任力。美国亚洲协会从行动程序逻辑出发，将全球胜任力界定为“理解全球性的问题并为之做出行动的能力与倾向”。这意味着大学师生的全球胜任力水平与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息息相关。全球胜任力培养应当被视为一项提升大学全球治理能力和关乎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的系统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全球胜任力教育，一是要向全校师生传递以世界主义取向和“美美与共”理念为核心的开放型价值立场，营造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通过加强人文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培养大学师生兼济天下的情怀、抱负与责任，鼓励全校师生通过交往、对话等多种方式唤起更多人对全球性问题的理解与关切。二是在推进国际化校园环境建设之外，通过提供国际组织实习机会、开展国际调查与实践活动等多种途径，鼓励师生走出国门，以所学知识和实际行动为改善他者生活处境、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作出努力，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异文化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与贡献能力。三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调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全球胜任力的关系，引导大学师生在跨文化沟通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批判思维能力，既要做到在异文化的参照下更好认识中国和自己，也要遵循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目标和求同存异的交往原则，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立场。

（二）制度全球化：推进大学制度型开放

大学实施全球发展战略，需要解决三重集体行动问题：一是推动大学教师、学生以及相关行政人员的集体行动，有效落实全球发展战略要求；二是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集体行动，深度参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三是促成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动，服务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否有效实施全球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制度供给能力，完善的大学治理制度又是提升大学制度供给能力、推进全球发展战略的基础。

提升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是推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与保障。一是理性分析大学内外部的战略环境，确立全球发展的目标体系与考核标准，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二是进行分权式的制度设计，通过赋予院系更大自主权，调动基层参与国际化的积极性，注重挖掘和维系教师的学术关系网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制度创新精神，探索“自下而上”的全球发展战略实施模式。三是推进国际化行政部门的专业队伍建设，提升外事专业水平和加强支持师生国际化发展的服务能力建设。四是加强学校质量文化建设，凝聚追求卓越的质量信念，以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参与水平是推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制度型开放的路径与目标。一是加强高等教育活动标准化建设，如建立和完善课程标准和专业认证标准，通过推动本国学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境外办学教育的质量标准一体化，打造大学的国际品牌。二是实现高等教育标准的国际化。我国要推进国内专业建设与国际专业认证标准对接，推动国内外高校建立课程资源共享机制、学历学位互认机制以及跨境教育保障与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国际人才培养标准制定和完善工作，携手建设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共同体。三是深度参与高等教育国际规则制定。我国要加强高等教育国际规则研究，为深入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供策略方案与决策建议，充分发挥学术社团、国际学术刊物、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平台的对话、传播与协商作用，积极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达成价值共识、完善规则机制。

提升服务全球治理能力是推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制度型开放的责任与使命。“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布局、全球发展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选择能够参与的全球治理领域，有针对性地做好战略布局。一是深化与该领域国际组织、行业企业和大学联盟的交往与合作，尤其是加强校企合作，深度对接产业实践前沿，在有效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加强对相关国际规则和行业标准的研究，并将其融入大学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培养熟悉国际规则、胜任国际工作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来提升服务全球治理能力。三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专家智库功能，在推进国内相关行业领域标准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标准对接，参与国际规则和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更加公平、开放、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四是将促进可持续发展纳入大学战略规划议程，积极参与和发起应对人类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合作研究倡议，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出理性声音，提供学术支持。

（三）技术全球化：数字化赋能全球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指出，“要塑造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教育本身必须变革”，而“数字技术蕴含巨大的变革潜能”。现代信息技术将大学及其成员与全球知识网络联系在一起，为所有成员共享全球化的校园体验提供了新机遇。与传统国际化相比，数字化支持的国际化在成本效益、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均表现出巨大优势。尤其是当前部分高校和学科的教师、学生在物理性跨国流动不畅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为推动大学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与新动能。

首先，数字化赋能全球化人才培养。中国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既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将中国巨大的人口资源转变为海量的人才资源，也要面向全球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培养更多知华友华、造福世界的国际优秀人才。一是建立数字化学习平台，积极参与慕课等在线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面向全球学生开展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通过颁发微证书等形式提供相应的学习成果证明，打造数字化教育品牌。二是赋能课程国际化，应用数字技术进行课程开发和教学创新，将全球化和跨文化维度更好整合进大学的课程内容与教学过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学生学习进行动态跟踪和过程性评价，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能。三是建立虚拟校园社区，通过设计文化活动或学术活动，为所有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机会，实现数字文化空间内的文化创生。

其次，数字化赋能学术交流合作。一是举办线上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是开展学术交流、招聘大学教师、拓展合作伙伴等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在线会议工具在保障跨国学术交流合作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下以及未来仍然可以弥补学术人员因工作安排或地缘政治等因素而难以实现面对面交流的遗憾。此外，线上学术研讨会还可以面向更多受众，在推动知识开放的同时，能有效提升学者与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二是搭建数字化国际联合研究开放平台。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以及学术界遭遇的知识交流危机都在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开放科学时代。“双一流”建设高校要鼓励更多学者基于国际联合研究开放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在联合攻克科学难题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开放科学治理，推动构建全球学术共同体。

最后，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治理。一是制定大学数字化转型战略。“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树立数字化治理理念，建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以数字化带动标准化进而推进国际化。二是构建高等教育监测评估机制。如“双一流”建设高校可利用数字技术采集学生的多模态数据，为深入探索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规律提供数据基础，为改进教学质量和提升学习效果提供诊断方案，助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三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基础，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因此，“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建立面向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与评价标准，培养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公民。四是防范数字化赋能中的技术风险。“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警惕高等教育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技术崇拜、隐私安全、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数字伦理与技术风险问题，通过加强制度供给，建立各级数字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机制，与国际社会一道合作解决全球技术伦理治理问题。

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李传宗，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来源：“双一流”建设高校全球发展战略：现实背景、价值立场与实施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5,19(05):71-82.

作者：周作宇 李传宗 杜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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